在19世纪，并不是只有医疗从业者才在市场上提供治疗。药品制造商的广告在大众报刊上随处可见，他们也提供治疗和建议。由于19世纪的医疗从业者经常自己制备药品，所以专利药品公司是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此外，药品公司不仅出售药品，而且还分发健康指南，并欢迎任何困惑的病人来信咨询医疗问题。从资金资源的角度来看，对于正规医生来说，这些制药商要比宗派从业者更难对付。药品公司花在广告上的钱保证了它们的宣传覆盖广泛，还能让许多报纸为它们说话。
年代，美国，人们到药店买药
而秘方药剂师是医生最头疼的。他们模仿、歪曲、嘲笑，并最终削弱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他们经常声称自己是医生，经营卫生机构或医学院，得到著名医生的认可，但也经常暗示专业医师嫉妒自己的发现并密谋压制它们。他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对比画面。医生们想把病人切开，延长治疗时间，而他们的“可靠疗法”能立即缓解病情。医生收取高额费用，而他们的治疗措施十分便宜。每有什么新的科学思想出现，专利药品制造商就会迅速跟进。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天才的得克萨斯人威廉·拉达姆（WilliamRadam），利用了公众对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的重大发现的误解，推广了一种抗微生物药。这种抗微生物药几乎完全由水组成，只有少量的红酒、盐酸和硫酸，据说可以通过杀死体内细菌来治愈所有疾病。到年，拉达姆已经拥有了17家生产这种药物的工厂。他解释说，医生们试图通过复杂而无用的诊断来欺骗公众：“诊断疾病就是蒙蔽公众的双眼。”回顾拉达姆的成功，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杨（JamesHarveyYoung）指出了其中的讽刺之处，在医生首次能够准确解释许多疾病的时代，“也正是专利药物达到顶峰的时代”。
专利药品制造商利用了人们对医生的各种不满。莉迪娅·平卡姆（LydiaPinkham）于年推出了一种蔬菜化合物，用于治疗“女性问题”“两性生殖器官的所有毛病”和“所有肾脏疾病”，诸如此类的流行疗法广告常常利用人们对治疗和手术的恐惧。莎拉·斯特奇（SarahStage）在关于平卡姆公司的历史中写道，年，平卡姆公司开始邀请读者“给平卡姆夫人写信”讲述自己对医疗的不满（这种做法甚至在莉迪娅·平卡姆于年去世后仍在继续）。一名患有子宫脱垂的妇女写道：“医生告诉我，子宫脱垂是可以治疗的，但我想我应该写信问问你，在用医生的工具进行手术之前，你们的化合物是否可以治疗。我对医生的工具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公司回答说：“一定要避免仪器治疗疾病。使用我们的化合物吧，就像你一直忠实而耐心地那样，它最终会起作用的……”在19世纪90年代末，平卡姆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诉诸维多利亚时代的得体观念，吸引女性远离医生。“你想让一个陌生男子知道你所有的疾病吗？”一则标题为“医生没有作用”的广告问道。公司还承诺：“男人永远不会读到你的信件。”
莉迪娅·平卡姆生产的“草药”
从成立之初，美国医学会就与专利药品行业存在冲突。美国医学会将药物分为只向业内宣传的成分已知的“合乎伦理”的制剂，以及直接向公众出售的具有秘密成分的专利药品。（大多数“专利”药品实际上并没有获得专利，因为专利要求公开配方；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商标受版权保护的“专卖”药物。）起初，美国医学会认为任何秘密配方或任何私人占有的医疗知识或技术都是不道德的，并坚持认为这些都应该属于整个专业。然而，美国医学会却无力推行这些意见。在年，美国医学会打算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评估秘方，但由于缺乏资源而无法做到。19世纪末，专卖药物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密切地
